“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内涵、主张及研究意义

作者:   日期:2019-12-19

摘要:黄宗羲亲历了明朝覆灭和外族入侵, 据此反思明朝覆灭之原因, 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思想, 并以此为核心, 重新审视君臣关系, 否定了维护一家之利的“非法之法”, 批判了“是非皆自君主出”的社会现状, 进而对现存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制度重构。黄宗羲的“君客民主”的法律政治思想, 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当下也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天下为主; 政治法律思想;

  摘    要: 黄宗羲亲历了明朝覆灭和外族入侵, 据此反思明朝覆灭之原因, 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思想, 并以此为核心, 重新审视君臣关系, 否定了维护一家之利的“非法之法”, 批判了“是非皆自君主出”的社会现状, 进而对现存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制度重构。黄宗羲的“君客民主”的法律政治思想, 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当下也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天下为主; 政治法律思想;


  引言


  (1) 黄宗羲的生平。


  黄宗羲在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乳名为麟, 表字太冲, 号南雷, 世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晚年评述自己的一生时, 曾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三变”, 即“初锢之为党人, 继指之为游侠, 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 盖三变而至今。” 黄宗羲的前半生始于东林党祸, 少年丧父;继而参加复社, 又遇党锢;再继明朝覆灭, 为国抗清, 成为游侠, 奔波飘零。在经历了前半生的动荡漂泊, 黄宗羲再一次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明社既屋, 兴复之望既绝, 乃是激而为政治上改造之空想” , 在知天命之际, 面对复国无望的现实状况, 他结束了自己游侠的生涯, 潜心于儒林学术。


  黄宗羲在他五十三岁时, 开始撰着《明夷待访录》, 这一举动标志着他长达三十三年的儒林生活的开始。在这期间, 他四处讲学, 继承并发扬老师刘宗周的学说;笔耕不辍, 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诸多着作。与此同时他作为明末遗老, 多次拒征, 不仕清朝, 坚守节操。他亲书的望柱上的楹联:“不事王侯, 持子陵之风节。诏钞着述, 同虞喜之传文”, 真实地反映了他晚年的精神风貌。


  (2)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背景。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变革之际:在政治方面,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王朝的交替之际, 明太祖废丞相所带来的弊病日益彰显, 加之君主的昏庸无能, 使得明末朝廷被宦官、阉党所把持, 政治上极度腐朽, 最终导致了大型农民起义的爆发, 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统治。在经济上, 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明末清初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 东南沿海城市率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 并随之产生了工商业阶层, 开始不断与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发生激烈的冲撞。在文化方面, 明中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 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所带来的, 工商业阶层平等、自由之观念的觉醒, 以及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先进思想都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对明王朝的传统专制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内涵、主张及研究意义


  黄宗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呼唤变革, 民智亟待启蒙”的社会背景下 , 对前人所熟知并习以为常的法政观点、政治现状进行了反思, 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这样惊世骇俗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对“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思想辨析


  明末清初的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面对朝廷腐败、皇帝昏庸无能、阉党横行作乱、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 黄宗羲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大胆地疾呼君主是天下之大害, 是导致这一切祸害的根源, 提出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超前思想。这一思想振聋发聩, 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的统治, 而黄宗羲也因这一大胆主张,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 对这一主张的认识, 近年来在学界却是引来了不小的争议。


  1.1、 “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辩证理解


  在对“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思想认识中, 自然会涉及到对“天下”、“主”、“君”、“客”这些词在古汉语以及在“天下为主, 君为客”语境中的含义。


  对于“天下”一词的理解, 多偏向于两种:一种认为“天下”是地域上的概念, 是古语中常常提及的“普天之下”的意思;另一种认为“天下”是指民众、百姓的意思。在对这两种释义进行揣摩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将这两种释义完全割裂是行不通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古所谓天下者, 非真谓普天之下, 乃谓中国政教所及耳”。 “天下”一词的理解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是以上两种释义的结合, 理解为“天下之民”, 即在封建王朝统治疆域内生活的所有受封建政教所约束的百姓、民众。


  对于“君”一字, 结合语境进行理解, 不难看出“天下为主, 君为客”中的“君”是指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指皇帝。在这一释义上, 学者们并无争议。


  相对于前面两个词的理解, 历来备受争议的是对“主”“客”二字的理解辨析。针对“主”、“客”这两个关键字的理解, 学界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解说法:一种说法是以俞荣根先生为代表, 认为“天下为主, 君为客”中的“主”是指主人, “客”是指客人, 认为黄宗羲所提出的“民主君客”论是一种涉及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观念的“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俞荣根先生在《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中将“君为客”理解为君主是这个大千世界里匆匆来往的客人, 认为作为客人的君主应当尊重作为主人的“天下之民”, 不可以反客为主, 将天下占为己有, 否则便会成为天下之大害。另一种说法是以刘师培先生为代表, 认为“天下为主, 君为客”中的“主”是指主体, “客”是指客体, 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 将君主看作是“天下之民”的衍生物。刘师培先生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写道:“以君为国家之客体, 非以君为国家之主体, 以君当受役于民, 非以民受役于君”, 着重强调了君主的“非主体”地位, 将君主看作是因百姓之需要而衍生出来为民服务的客体, 是受役于民而存在的。此外, 除了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外,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 黄宗羲在这句话中的“主”与“客”分别指的是地主和佃客, 认为君主是在百姓手中讨生活的佃户, 而这种观点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此处就不进一步赘述。 在以上不同的说法中, 笔者更偏向、认可刘师培先生的观点, 将君主看作是应天下之民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存在。根据我国传统的礼乐文化, 在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中, 除了告诫客人莫要“反客为主”, 我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似乎更加强调主人应当欢迎、尊重、礼遇客人, 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一内涵, 用在君民关系上理解, 似乎就将天下之民放在了君民关系的被动地位, 这与黄宗羲所欲表达的意思显然不符。而相较之, 刘师培先生的观点——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之根本, 似乎更加符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展现的整体情感基调。


  结合以上对于“天下”、“君”、“主”、“客”的分别理解辨析, 我们就可以将“天下为主, 君为客”理解为:生活在王土之上的百姓民众是国家的立身之根本, 而君主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而衍生出来, 为天下之民服务的衍生品。


  1.2、 “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内在逻辑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 君为客”思想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 他是吸收借鉴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明初以来的变革思想, 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对“君与民”关系的理解上, 相较于以往传统的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思想, 有了巨大的突破。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民在国家中是处于根本地位, 从而自然而然的将其利益看作是重中之重, 而面对数量庞大的民众, 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使得民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呢?从这一逻辑出发, 自然地推演出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将君主看作是因民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 以实现民众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利益执行者。


  《明夷待访录》在论证之初便指出了君主之所以存在的逻辑起点——“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 正是因为人生来是处于谋求私利、忽视公利的自然状态, 导致“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 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 所以才需要一个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之人做君主, 兴公利、除公害, 将天下之民的利益得失看在眼里, 放在心中, 勤恳劳作, 为人民服务。


  然而人是自私自利的, 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 这样付出千万倍辛劳却又不享受辛劳带来的利益的人是不常出现的, 人的本性使得众人不愿居于此位, 因此, 三代之君都是禅让继位。但是, 三代以后的君王忘记了“民主君客”的君民关系, 反而将自己放在了主体的地位, 把天下之民看作是自己的附属之物, 也自然而然地汲汲于君主之位。为了夺得君主之位, 不惜牺牲天下的百姓, 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既已得了君主之位, 更是将天下利益视作是自己的私有产业, 将天下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为了将天下的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以供自己放纵玩乐, 不惜将天下的祸害转嫁到百姓的手中, 荼毒天下、离散天下的儿女, 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天下的祸害。也正是三代之后君主的这种错误颠倒的君民观念, 使得“爱戴君主, 比之如父, 拟之如天”的天下之人开始怨恨憎恶自己的君主, 将他视作是自己的仇敌, 使得君主成为了独夫, 成为了天下动荡的根源。


  黄宗羲通过议论三代之君为民“兴公利、除公害”而得到天下之民对其如父如天般的爱戴尊敬, 与三代之后忘记自己的职分、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的君主被天下之民憎恨厌恶成为独夫民贼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肯定了“民主君客”论的同时, 也深刻地论证了“设君之道”源自为民的立君缘由。此外, 更是通过强烈的对比以试图警示为君者, 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分——“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 为天下也” , 告诫君主要将天下之民视作是国家的根本, 兢兢业业地为公众兴利除害, 将天下的利益分还给天下之民, 恪尽职守。


  2、 由“天下为主, 君为客”提出的具体主张


  在黄宗羲的论证中, 肯定了三代之前的君主是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体, 兢兢业业地为民谋福祉, 实现了大治, 并受到人民的敬仰, 但反观三代以后的君主却失去了为君者的初心, “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 使得天下百姓没有安宁之所,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 黄宗羲更加强烈地向往“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国家政治状态, 更加期盼“大治”盛世的到来。与此同时, 黄宗羲也深刻地认识到将希望寄托于君主身上, 希望当下的君主能如三代以前的君主那般为民谋福祉, 不计较个人得失, 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好逸恶劳的人之本性, 黄宗羲放弃了将实现“大治”的理想寄托于出现上古明君, 且不说明君不可多得, 人性的多变也不能使黄宗羲相信明君永远都能不忘初心, 牢记“兴公利、除公害”的使命。于是黄宗羲将视野转向了国家制度设计上, 将实现“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国家大治寄希望于新的国家制度上, 由此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理论主张。


  2.1、 君臣共治为民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天下是天下万民所共有的, 而非君主的私有之物, 而君主的本质也是为天下万民服务而设立的,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 为天下也”。通过这一逻辑, 解释了君主存在的原因以及君主进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根源, 揭开了自秦汉以来给君主披上的神秘面纱。正是由于秦汉以来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环的存在, 使得现世的君主常常将自己置于庙堂高位之上, “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 , 同时也造成了错误荒诞的君臣关系, 使得君主彻底违背了“立君为天下”的初衷, 丧失了“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权力合法性的逻辑根源。黄宗羲首先提出应当确定合理的君臣关系, 使得君臣共治, 以实现“为民”、“大治”、“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政治理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开篇就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否定了现世存在的畸形君臣关系, 大胆地挑战儒学所弘扬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传统纲常伦理——“缘夫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所能冶, 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 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直言臣子出现的本质原因是天下的产业、事务纷繁复杂, 君主难以凭一己之力进行有效治理, 因此才出现臣子来和君主一起治理。而臣子出现的初衷自然也是为了服务于天下万民, 从臣子出现的原因上看, 其存在与君主之所以出现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一文中也提到“原夫作君之意, 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 分身之君也”, 认为为臣子者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分身。在论证君与臣的身份地位上, 黄宗羲对臣子的身份进行了全新定位, 通过援引孟子之言, 说明君主与公、侯、伯、子、男一样, 都是一级职位, 不过是名分不同罢了, 并非独有君主就是无等级的超然存在。由此, 进一步揭示了君主的本质是与臣子一般无二的, 否定了君主的“超等级”地位。


  接着, 黄宗羲对完全不顾礼义廉耻, 甘愿成为君主驱使、差遣的工具, 甘愿跻身仆隶、宫妾之流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认为那些人充其量只是君主的宫妾、仆隶, 绝非臣子。黄宗羲认为臣子与君主都是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 他将“治理国家”生动地比喻为“曳木”, 君臣的关系就是“共曳木之人”, 是共同治理国家事务的同事关系。而两者的关系也是因为“曳木”而产生, 倘若没有涉及共同治理国家的责任, 没有“天下之事”的纽带, 君臣之间就如路人一般陌生, 毫无关系, 从而全新地定义了君臣关系——君臣共治为民的同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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